《AI的批判理论》
作者：[瑞典]西蒙·林德格伦
译者：周亦张
版本：南京大学出版社·守望者
2026年8月
技术统治论（technocracy）并非新鲜事，它在政治史上根深蒂固，往往与专家统治（expert rule）互为表里。这一理念能追溯到柏拉图笔下的“哲人王”——那些掌握着统治大众“真知”的精英；也能在圣西门的思想中找到回响，他主张将生产效率最大化视为社会的最高准则；更体现在泰勒主义（Taylorism）借助工程专业知识，深入渗透至管理、政治乃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种社会架构下，技术与专业权威被赋予了治理的合法性，看似客观的技术流程由此主导并塑造了整个社会走向。
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突破常给人一种不可阻挡、晦涩难懂且超出人类掌控的错觉。仿佛只要技术层面具备实现的可能，我们就理应去尝试。这种逻辑源自启蒙运动对进步的信仰，坚信信息与科技具有普遍的解放力量。人们笃信，更广泛的数据获取渠道和更强大的分析能力终将惠及社会。
但在《单向度的人》中，批判理论家赫伯特·马尔库塞曾警告过一种基于纯粹技术理性的社会形态。那是当技术的可行性取代了社会与政治目标的设定权时，我们所构建的世界。马尔库塞指出，其所在时代的先进工业社会正催生“虚假需求”。如今的风险如出一辙：飞速发展的AI提供了无限可能，让我们误以为“需要”某些“解决方案”，仅仅因为它们在技术上可行。换句话说，AI自由意志主义与技术统治论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前者不过是后者的“当代翻版”。
若要深入剖析技术统治论，不妨回溯马尔库塞的文章《现代技术的一些社会影响》，其中探讨了人与技术的关系。他的推演借鉴了早期理论，即技术理性作为工业资本主义的一部分，如何推动社会建立在冷酷的计算逻辑之上。经典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早已论述，现代人被迫进入理性、可计算性和官僚制的隐喻性“铁笼”，任何自发行为在此都被消解。韦伯解释称，这是因为“它比任何其他组织形式都具备纯粹的技术优势”。事实上，正如韦伯时代的大型工业机器，当今由AI驱动的决策系统和自动化装置也提供着类似的特质：“精确性、速度、明确性、档案知识的掌握、连续性、谨慎性、统一性、严格的从属关系、较少的摩擦。”查看当前提供AI自动化的企业营销文案，便能印证这一点：
你是否在多产品、多供应商和多用户界面（UI）间疲于奔命以做出决策？若有一个单一UI能统筹所有技术方案，让你摆脱对信用风险周期碎片化且片面的认知，情况会如何？(Provenir, 2022)
利用智能流程自动化服务重塑你的员工队伍，以此节省开支，提升准确度与生产率。(TietoEVRY, 2021)
（我们的）自动化招聘软件旨在赋能招聘人员发挥最佳效能：每次推送符合你标准的精选候选人；通过数据分析，快速洞察你追踪招聘目标的进度。……我们并非普通的AI招聘软件。（我们将）机器学习与人类洞察力结合，助顶级团队迅速构建多样化且合格的候选人池，无需耗费大量时间搜寻人才。(fetcher, 2022)
这些论述暗示，该技术有望提供——借用韦伯的词藻——精确、迅捷、知识、审慎及低摩擦。但与此同时，这也以“严格的从属关系”为代价。正如马克思所言，在工业资本主义体系中，工人“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卖”。这与AI招聘提供的“批量”候选人及“渠道”概念异曲同工。
图源/unsplash
AI系统在助长不健康的合理化与商品化方面，拥有强大而危险的潜力。就此而言，AI资本主义与工业资本主义并无二致。手段与机器虽新，目的与后果却趋于一致。这与加州意识形态的特征相似，早期工业资本主义在社会理论经典中被描述为一种自然化、不可抗拒的意识形态。社会学家托斯丹·凡勃伦写道，这项技术是“盲目且不负责任的”：
因此，这项技术的逻辑便是机器过程的逻辑，一种关乎质量、速度、张力与推力的逻辑，而非个人灵巧、机敏、训练与惯例的逻辑……
回到马尔库塞，他批判的正是这种精确的技术理性。他提出将技术视为一种社会过程。“技术本身”，即AI系统、算法、机器学习模型等技术实体，仅是“技术”整体的一部分，整体还包含社会要素。技术诞生于社会语境，AI也不例外。马尔库塞强调，技术与社会互为依存，这不仅体现在“发明或照看机器”的人（AI开发者、部署者、人机回圈中的人类操作员）身上，也体现在目标群体及使用者身上。换言之，马尔库塞认为，技术不仅关乎小工具，更关乎它们如何塑造社会组织并嵌入社会关系。再次重申，这是一种装配。技术可以体现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思维与行为模式，进而可能沦为统治与控制的手段。
马尔库塞指出，正是在这一框架内，随着历史进程中技术的发展，社会中确立了一种新的理性与新规范。他所描述的技术理性，既非“机器”对人的直接影响，也非衍生影响。相反，关于技术理性的观念本身也是“机器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AI装配的语境下，这意味着AI既在塑造社会，也被社会所塑造。
正是通过物质-技术维度与意识形态维度之间的相互强化，技术理性在工业资本主义中确立为“普遍的思维模式”，它“建立了判断标准，培养了态度”。因此，除了针对特定AI应用提出那些重要但或许短视的伦理与公平问题，我们必须探讨这些技术如何更广泛地成为社会生活的指南。马尔库塞借一则逸事阐释了技术理性：
让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个驾车前往远方的人在公路地图上规划路线。城镇、湖泊和山脉似乎成了需要绕开的障碍。乡村由高速公路塑造并组织：人们在途中发现的，多是高速公路的副产品或附属物。许多标志如同海报，告知旅行者该做什么、想什么，甚至要求他们注意大自然的美丽或历史的印记。他人已代为考量，或许是为了获得更好的体验。人们在视野最开阔、景色最令人惊叹之处修建了便捷的停车场。巨大的广告牌指示何时停车休息片刻，以消除疲劳。这一切确实为了他的利益、安全与舒适；他得到了想要的东西。商业、技术、人类需求与自然融合，形成了一个合理且便利的机制。谁遵循其指示，让自身的自发性服从于安排一切的匿名智慧（anonymous wisdom），谁的旅程将最为舒适。(Marcuse, 1941, 46)
马尔库塞意在说明，在技术理性主导的社会中，（过多）事物被标准化与控制。即便我们与环境中的非结构化部分（“湖泊”与“山脉”）产生关联，它们也易被视为障碍。当AI模型过度简化现实时，是否也在这样做：告诉我们何为重要，为何处景色着迷，何处“停车”，何处“停留”？
计算机科学家杰森·S.梅特卡夫及其同事在探讨AI及相关技术为何未能释放潜力时，强调了这一问题，主要原因在于人们普遍倾向于过度简化人与技术的互动。“所有模型都是错误的”是统计学中的一句常见格言，而现在许多机器学习应用程序中有一种趋势，即通过使用过于简化的衡量标准来判断预测的价值。正如生物学家所解释，这可能导致对“分类器在现实世界场景中适用性”的“天真”假设。AI面临的一个伦理问题，便与“担忧将复杂问题过度简化为单一算法输出”有关。
马尔库塞关于旅行者的逸事还揭示了另一个问题：在受技术理性支配的社会中，人们被“匿名智慧”告知“该做什么和想什么”。AI是近年来定向广告发展的关键组成部分。通过定向广告，在线主体被算法识别，并被引导至特定的消费理念或形式。正如肖莎娜·祖博夫所描述，这种算法广告象征着她所称的“监控资本主义”的“新兴积累逻辑”。同样，克里斯蒂安·福克斯认为，在数字资本主义中，定向广告是一种常见做法，Meta等公司借此隐藏其“对用户活动的剥削”；而这会产生“用于销售定向广告和赚取巨额利润”的数据。这非常契合讲求效率、合理化与利润的意识形态。IBM沃森在这一领域的广告如下：
广告中的AI是指在机器中模拟人类智能，这些机器被编程得像人类一样思考，并根据投喂给它们的信息模仿人的行为。它们利用历史数据从过去的经验中学习，并在未来做出更明智的决策。广告商可以使用AI创造更个性化的体验，精准定位目标受众，更快地做出决策。(IBM,2022)
AI驱动的广告倾向于为我们做选择，就像电视、电影和音乐流媒体服务中的算法一样，指引我们接下来看什么或听什么。这与科技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在《技术与文明》一书中的观点相呼应。他在书中将工业资本主义中的人描述为“客观人格”（objective personalities），而非“主观人格”（subjective personalities）。前者的倾向和行为是通过“机器过程”的“事实性”来协调与标准化的。显然，AI行业对其系统中潜在的偏见问题深感担忧。但IBM写道：“尽管在处理AI时，偏见可能对广告商来说是一个挑战，但如果部署得当，机器学习技术也可以帮助减轻广告活动中的偏见。”他们的论点说白了就是，更多、更好或不同的AI将解决AI的问题。但正如芒福德近一百年前所说：
认为机器造成的社会困境可以仅仅通过发明更多的机器来解决，这在今天是一种不成熟的思维的标志，近乎江湖骗术。(Mumford,1934,367)
萨多斯基解释说，那些信奉技术理性意识形态的人，即技术统治论者，相信他们拥有一套可用于解决任何问题的工具。随之而来的是“深深的傲慢”“对自身局限性的极度无知”和“对其他方法的极度漠视”。马尔库塞认为，这种思维导致人类适应了缺乏真正自主性的“装置”。重要的是，通过这种方式，装置的逻辑超越了技术领域，延伸至社会、文化，甚至个人的思想中：
人类行为被配备了机器过程的理性。(Marcuse,194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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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补充例证，科幻作家和未来主义者斯坦尼斯瓦夫·莱姆在其《技术大全》一书中写到，技术如何“在自身进化的过程中缓慢地控制着几乎整个社会运行机制”。马尔库塞进一步认为，随着“顺从机制”（mechanics of conformity）从技术领域传播至社会秩序中，这些机制不仅将成为机器的管理者，还将成为学校、工作场所、社会组织以及人们私人生活的管理者。就AI驱动的推荐系统和AI助推（nudging）而言，存在一种潜在风险，即我们正走向马尔库塞所言的情景：批判性思维被视为“社会性的无能”，因为人们的思想在“技术理性的影响下”变得标准化。
这里的危险在于，我们的生活和思想越受技术理性影响，质疑或反对现状的批判理性空间就越小。因此，技术统治论声称自己是充分优化、客观且高效的，从而将其“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当作低效政治程序的实用替代品”。应用一种不完美的算法，肯定比深入研究性别歧视、种族主义等问题更具诱惑力，也更有利可图。正如萨多斯基所说，技术统治论和加州意识形态的自由意志主义之间也有明显的联系：
只要听过在硅谷大受欢迎的企业家、工程师和高管的主题演讲，就会觉得技术统治论的思维模式——所谓的非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很耳熟。这包括埃隆·马斯克对乘坐公共交通的厌恶（解决方案是地下隧道），以及投资者马克·安德森对印度阻止脸书向新市场扩张的愤怒（解决方案是拥抱殖民主义）。(Sadowski, 2020, 68)
正如萨多斯基所指出的那样，技术统治论的一个明显危险在于，尽管它看起来是“非意识形态的”，但它肯定是意识形态的。随着技术被视为一种自然力量，技术天才和巨头被视为拯救世界的好撒玛利亚人（Samaritan），问题永远是如何做，而从来不是为何做。在这个意义上，技术统治论是一种威权主义形式，它规避了民主决策，混淆了道德复杂性，有利于“设计通往乌托邦之路”的专家，而“所有人类价值观都可以被忽视、弱化或重新定义为技术参数”。
本文摘自《AI的批判理论》一书，经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西蒙·林德格伦
摘编/张进
编辑/张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