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酷暑，闲来无事，翻出案头的《王秉恩日记》整理本，思绪不禁飘回此前逐字阅读电子全文时的煎熬岁月。关注这部《王秉恩日记》，纯属偶然。那天在天一阁博物院发布的古籍全文数据库里，我瞥见一部晚清浙江人的日记稿本。这手稿足足五百多页，分量不轻，可内容却干瘪得很，活脱脱一个晚清“社畜”的工作流水账。作者绝非什么名流大家，否则后人也不会草率地将其命名为《某人日记》，这般直白且缺乏美感的命名，透着一股子没文化般的尴尬。
这《某人日记》共三册，书写在朱丝栏的稿纸上，字迹潦草得厉害。时间跨度从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元旦开始，一直持续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除夕，前后整整七年。几乎日日有记，多则三四行，少则寥寥数字，偶尔也有因忙碌而漏记的情况。通篇多用黑笔，唯独光绪二十年（1894）八月初六日入广东秋闱时换用朱笔，直到九月初十日才改回。同月十一日至十四日这几页空着，原稿留白五行，至今未补，一百多年过去，依旧空白如初。第一册首页朱丝栏外，钤有一方“朱鼎煦印”白文鸟虫篆小方印，可知此乃宁波藏书家朱赞卿（1881—1967）别宥斋的旧藏。朱氏后人于1979年将这批藏书捐存天一阁。稿本中偶见极小的浮签，白纸红纸皆有，上面蝇头小楷写着批注，大概率出自朱老先生之手。
【文章配图-1】《某人日记》稿本 宁波天一阁博物院藏
要锁定《某人日记》的作者，先得摸清其姓名、字号、籍贯及生辰。从光绪二十年（1894）三月十二日的记载“张祥熊自绍来，寄来建儿禀，并鞋，又陈少堂赠扇”来看，“某人”老家应是浙江绍兴。彼时，晚清碑学名家、绍兴人陶濬宣正在广东活动，但《日记》书法风格与陶氏迥异。况且，正月初三日提及“城南贺年（书局），与心云谈片刻”，这里的“心云”正是陶濬宣（1846—1912）的字。陶氏虽留有日记手稿，但主要集中在同治至光绪初年，并无光绪二十年后的内容，故作者另有其人。反观《王秉恩日记》，光绪二十年这段保存完好，若不出意外，当时同在广州为官的王氏与《某人日记》作者必有交集。
对读两方日记，果然发现不少“时空伴随”的痕迹。例如《王秉恩日记》二月二十二日载“光孝寺吊刘嘉树太守”，《某人日记》同日记“光孝寺吊刘嘉树外艰”。一方面，《某人日记》补全了疏漏：去光孝寺是因为刘名誉之父去世，而非刘本人。另一方面，两人极可能在寺中碰面，只是双方均未记录。类似场景还有不少。同年二月二十五日，《某人日记》记“督署衙参，又上福字禀贺”，应与《王秉恩日记》中的“督宪堂期，见”为同一事。三月初一，广州发生日食，王秉恩记“巳日食，时正阴雨，室中须明灯，雨雹”，《某人日记》则称当天“日食，正食时大雨”。三月初四，因“将军弟继仲山部郎诵经光孝寺”，王秉恩“往行礼”，《某人日记》同日也“至光孝寺吊将军丧弟”。三月十五日，王秉恩记“姚世兄之母染时疫遽卒，吊之”，次日“往姚寓送敛”，《某人日记》十五日同样记“姚麟如母故，往看”，次日“姚麟如处行礼”。四月二十一日，王秉恩去“藩署贺太太生”，《某人日记》亦记“藩署祝寿”。五月十五日，李芷香母七十寿，王秉恩“往贺”，《某人日记》有“拜李子香太夫人寿”之说。六月十三日王秉恩“吊陈东之太夫人”，《某人日记》只说“吊陈东之”，实则是陈东之母去世，并非陈东本人。至于六月二十二日两人分别有“吊李芷香”“吊李子香”之说，起初不知是李芷香还是其母去世。直到七月十一日《某人日记》明确写道“湖南义庄送李芷香母夫人殡”，才确定此前确系李母离世。
王秉恩与“某人”都与晚清著名学者朱一新（1846-1894，号蓉生）往来密切。朱氏乃浙江义乌人，著有《无邪堂答问》，时任广雅书院山长。据两家日记，光绪二十年（1894）正月初三日，王秉恩曾“赴广雅书院，与蓉生先生谈”，五天后正月初十日，“某人”也“赴广雅书局，与蓉生院长谈半时”。二月十五日下午，王秉恩再应朱氏之邀前往广雅书院。二月廿九日，“某人”又“至广雅书院，晤蓉生侍御”。直至七月初二，王秉恩在王子展处得知朱一新病重，“为之不快”，酒席刚散，便传来“蓉生已于酉时殁于院”的消息，令他彻夜难眠。次日一早，赶去广雅书院“哭蓉生”。“某人”获知消息后，七月初三日《日记》中写“朱蓉生日昨归道山也，拟往送殓。西门过陈师庭，知明日殓，折回”，次日“又至广雅书局，送朱山长殓帖”。其实，初四日王秉恩也去了广雅书院送殓。一个月后的八月初三日，王秉恩到书院“奠容生”，某人亦“至广雅书院朱侍御灵前行礼”。
按理说，同日、同地、同事由，两人碰面的概率极大。梳理半年多的记录，王秉恩与“某人”屡次出现“时空伴随”，竟互不提对方，实在令人费解。
既然在《王秉恩日记》和《某人日记》中未见彼此身影，是否意味着两人虽相识却无深交？或许吧。可惜，《某人日记》涉及的徐琪（花农）、吴大澂（清帅）、张之洞（香帅）等人，此时并无日记留存。蔡元培（鹤卿）虽有日记残存，但他人在京师，书信往来难以精确匹配。如何破解作者之谜？在逐一排除若干人选后，我们将目光锁定在金武祥（1841-1924，字溎生）身上，他是除王秉恩外的另一关键人物。
光绪二十年（1894）三月，金武祥结束丁忧一年，重新起复，赴广东任职于清鹾局。上海图书馆藏有金氏《粟香室日记》稿本，现存清同治元年至民国八年（1862—1919）近六十年的记录，完整涵盖了光绪二十年至二十六年间的日记。更重要的是，《某人日记》中多次出现金氏名字。如光绪二十年（1894）三月十三日，“某人”提到“金溎生、倪孟侯回省，皆来，未晤”。查阅《粟香室日记》同年三月十一日，金氏抵穗，借住电报局，十三日移居城内：
“午刻，搬寓城内大市街甜水巷口，计屋十一间，每月租银七两六钱。志山送菜，遂邀荣生、叔明、撷文小酌。晚警。”
金武祥未提拜访朋友之事，那《某人日记》作者会是志山、荣生、叔明、撷文中的一位吗？一时难定。继续往后看，《某人日记》光绪二十一年（1895）四月十七日有“至溎生处、镜湖处谈”，而金武祥当日日记仅提及广西候补知府、浙江乌程人严震来访，这与“某人”绍兴籍不符，故严震绝非作者。
当看到五月十三日《某人日记》再次提到“雨，溎生移居作邻，往谈”时，我们预感答案在即。然而粗翻《粟香室日记》同日记录，既无“某人”来访，也无搬家记载，让人颇感灰心。不死心的我们继续翻阅，竟在下个月十三日的《粟香室日记》中找到武氏搬家记录，顿时恍然大悟：光绪二十一年（1895）是闰年，金武祥搬家在闰五月十三日：
“移寓宝庆街德源里，与陈孝兰、张志山、汉山昆仲对门。每月房租九元，挑夫五十七名银二两五钱。午后，雨时作时止，下午大雨滂沱，入夜不止。幸行李已于未刻搬竣，陈、张均送菜。帮忙者叔明、申之。”
【文章配图-2】金武祥《粟香室日记》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
据金氏所述，新居位于陈孝兰和张志山、张汉山兄弟寓所对门，与“某人”所说移居作邻呼应。由此可定，《某人日记》作者当时住址在广州西关宝庆街德源里。那么，“某人”姓陈还是姓张？起初觉得可能是张志山，毕竟光绪二十年（1894）三月十三日金武祥搬家时，张志山曾送菜。但金氏明言张志山与张汉山同住，而《某人日记》从未提及有弟弟同住，据此反而要排除表面可能性更高的张志山，转而查考陈孝兰。
回过头再看《粟香室日记》，光绪二十一年（1895）五月廿六日记“早，孝兰来”，且未提张志山、汉山兄弟任何一人，这与《某人日记》同日记“至溎生处”严丝合缝。至此，《某人日记》作者谜底揭晓——“某人”即陈孝兰。
他曾招待过蔡元培
由于晚清从广东到浙江或京师的邮递时间不定，尽管《某人日记》屡提给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写信，很难从众多收信人中锁定“某人”就是陈孝兰。如今身份确认，一切迎刃而解。
【文章配图-3】蔡元培
前文已述，《某人日记》作者为浙江绍兴籍，陈孝兰正是绍兴人，也是蔡元培的同乡后辈。现存《蔡元培日记》始于光绪二十年（1894）六月初一日，延续至1940年二月，其间多有缺失。清末这一段，蔡元培称陈孝兰为“陈孝翁”。如光绪二十年（1894）七月二十九日蔡氏记“得广东陈孝翁书”，数日后八月三日回信，便有“致陈孝翁书”记录。光绪二十五年（1899）七月二十一日，蔡元培因周晴岚（鉴）之事，仍给广东的陈孝兰写信，足见联系之久。
蔡元培与陈孝兰交往中，印象最深的一次在光绪十九年（1893）七月。当时二十七岁的蔡元培刚于前一年考中进士，南下游览，拜访浙江同乡陶濬宣、朱一新、徐琪等，陈孝兰留其住在广州清鹾总局。此事蔡元培铭记于心，晚年《自写年谱》仍念念不忘：
“四月十八日出游，由宁波至上海，又乘长江船往南京、镇江、扬州及靖江县，七月到广州，寓清鹾总局，陈孝兰先生陔所招待也。陶心云先生（濬宣）适在广雅书局，常取廖季平氏之新说，作‘子所雅言’至‘好古，敏以求之者也’等制艺数篇，我亦戏取是年广东乡试题《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作一篇，陶先生自作一评，并为征求朱蓉生山长、徐花农学使、吴梦蜚孝廉等各缀一评而印行之，题为《蔡太史拟墨》，其意至可感也。陶先生为言，廖季平氏在广雅时，常言诸经古文本出周公，今文本出孔子，孔子所记古制，皆托词，非实录，例如禹时代，洪水初平，扬州定是荒地，禹贡乃言贡丝，自是孔子照自身所处时代写之耳。其他新说，类此甚多。然廖氏除印行关于今古文之证明外，最新之说并不著之书。南海康长素氏（祖贻）闻其说而好之，作《新学伪经考》，时人多非笑之，惟石茂才称许康氏，说此人不凡云云。我于是得廖、康二氏已印行的著作，置行箧中。”
【文章配图-4】《某人日记》光绪二十一年五月
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第一卷系事，便源自《自写年谱》。蔡元培所作《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一文，已收入《蔡元培全集·蔡元培闱墨辑存》。从《某人日记》看，陈孝兰自光绪二十年（1894）起保持与蔡元培通信，如该年五月初四日曾寄“蔡鹤卿函”。他还在能力范围内周济蔡氏，如光绪二十一年（1895）五月初九日记“日前又致蔡鹤卿函，送银十六两”，便是佐证。这些点滴，可作为《蔡元培年谱长编》的细节补充。
黄安绶编《国朝两浙科名录》
陈解元也是个“打工人”
陈孝兰大名陈陔，与晚清金石学家陈介祺（1813-1884）的孙子陈陔（孝笙）同名。因陈孝笙与毛公鼎的关系，山东潍县的陈陔名气远大于浙江绍兴的陈陔。前文虽解开“某人”即陈陔之谜，但行文仍用“陈孝兰”以资区别。
或许有人疑惑，为何称陈孝兰为“陈解元”？解元乃乡试第一名之称，一生籍籍无名、半生沉沦的小吏陈孝兰竟中解元，乍听难以置信。但历史事实不容抹煞，陈孝兰确曾在乡试中一鸣惊人，或许那是他一生最高光时刻。翻阅清人黄安绶编《国朝两浙科名录》，山阴陈陔之名，赫然居于光绪十一年（1885）乙酉科浙江乡试榜首。
浙江省图书馆藏有《绍兴陈孝兰解元陔旅粤日记》稿本一册，此名应为后人拟定。该日记始于清光绪十年（1884）八月，终于十一年（1885）五月。彼时陈孝兰尚未参加乙酉科乡试，只是一老秀才，严格来说尚不能称“陈孝兰解元”。反而是天一阁博物院藏的这三册《某人日记》，名副其实，堪称《绍兴陈孝兰解元陔旅粤日记》，简称为《旅粤日记》。不知天一阁博物院对此定名作何感想？或许还有更恰当的名字，但继续使用《某人日记》确实不太合适！
【文章配图-5】《绍兴陈孝兰解元陔旅粤日记》稿本 浙江省图书馆藏
光绪十一年（1885）秋，陈孝兰从广东赶回杭州参加浙江乡试，竟中第一名解元。从《国朝两浙科名录》看，同榜第二名是晚清大儒俞曲园之孙、俞平伯之父俞陛云（1868-1950）。绍兴同乡汪瑔（1828-1891）在《旅谭》卷四中提及陈氏中解元后的心境：
“山阴陈孝兰茂才（陔）博学工文，薄游岭南，意不自得。光绪甲申，和余《寒雨感怀》诗云：‘飘忽韶光去若烟，东风无力放红棉。病躯宜守庚申夜，禊事常怀癸丑年。尘境何方安草阁，俊游久不到花田。清明应有思家感，不觉星星入鬓边。’其侘傺可以想见。明年归里，举乡试第一。以书抵余云，虽幸得一举，而与哲嗣齐年，良深迟暮之感。盖年已四十矣。孝兰骈体文以才气行之，不规规于夗黄鹂白，其合作可以上攀二稚（胡稚威、洪稚存），惜旧稿散佚，今所存无几耳。”
其实，中举这一年，陈陔已四十四岁，俞陛云年仅十八岁。次年春，二人进京参加会试，结果出人意料。亚元俞陛云中了一甲第三名，如今参观苏州马医科巷曲园，未进大门可见门内悬挂“探花及第”大匾，即是俞陛云那段荣光的证明。去年在杭州得了第一名的陈孝兰，竟然名落孙山。
【文章配图-6】陈陔《光绪十一年乡试朱卷》
中举后，陈孝兰按惯例刻印《乡试朱卷》分送亲友。时至今日，其生平事迹早已湮没于历史尘埃，若非藉由这薄薄的《朱卷》及沉埋百年的《日记》手稿，我们很难了解“某人”的家世。据《朱卷》所载，陈陔原名尔臬，字孝兰，号感循。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人，世居郡城内仓桥街。迁仓桥始祖名陈衍，祖父陈文鳌，父陈维藩。他生于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壬寅四月二十六日。《王秉恩日记》光绪二十年（1894）四月三十日提到“同人为孝兰、心嘉补祝、预祝，心嘉系端午生”，这是王氏日记本年唯一一次出现陈孝兰名字。预祝是为生于五月初五的庄心嘉，补祝自然指向生日已过四天的陈孝兰。据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补遗卷十一，陈孝兰曾“师事王心柏，受古文法，称高第弟子”。他与金武祥堪称世交，金父金应澍《澹庵自娱草》附录陈氏寿诗八首、寿序一篇，金氏本人的《粟香三笔》也请陈孝兰撰序，时在光绪十年（1884）甲申东坡生日。
陈孝兰原配徐氏，系徐元澍长女。继娶陶氏，系陶复本之女、陶念祖胞妹。陶家也在广东当官，《日记》中不时出现作者去陶家看望岳母的 record。又有“拜吕外姑”之说，可能续娶的陶氏夫人后来去世，陈氏再娶吕氏。因陈孝兰长子陈璟出嗣，据《日记》光绪二十年（1894）十一月十三日丑刻，他的夫人（或许是吕氏）生下一女，因非儿子，五十三岁的陈氏不免“为之怅怅”，此时他很可能依然没有儿子。其长女幼殇，次女嫁给江西浮梁县严绳祖。十天后的十一月廿三日，《日记》提到“得程函，知严婿病故，不料二女亦复命苦。生我者皆苦命，我生者亦复如是”，知严绳祖卒于本年，二女儿也成了寡妇。陈孝兰的家庭，确有遗憾，并不美满。
同光之间，陈孝兰一度赴川任幕僚。据杨洪升《缪荃孙年谱长编》记载，早在光绪元年（1875）正月，金武祥表弟缪荃孙（1844-1919）就“在川督署幕府，与同事陈陔（字孝兰）订交”。此后，陈孝兰转赴广东，谨慎小心，或捐纳，或保举，终得小官。从《日记》看，他可能署理过清鹾局坐办、广州通判，同时帮督抚处理文案。光绪二十一年（1895）四月廿七日，陈孝兰记“偕文案诸公见新帅，奉谕总理文案，从此多忙少暇矣”。陈氏口中的“新帅”，应是刚上任的两广总督谭钟麟（1822—1905）。谭氏前任李瀚章，《日记》中称为“李帅”。除了忙于到将军、督、抚、藩台、臬台、学署、粮道、运台等各署衙参、禀见，还要完成收呈、收电、启稿等公事；每逢初一、十五、节日去圣庙、武庙、文昌宫、天后庙、火神庙等处行香、陪祭；万寿宫随班朝贺；龙王庙求雨；东汇关祭关；并襄校广雅、越华、粤秀、端溪、羊城等书院月课卷，改诗赋、八股文；另外还有婚丧喜事的庆吊往来。《日记》对清末底层小官吏的日常记录甚为简要，可以看出五十多岁的陈孝兰，真是个忙得马不停蹄的“打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