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境遇能激起创作者的笔触？作家如何书写未曾亲历的时代、性别与职业？为何越是追求极致的真实，语言中的虚构感反而越清晰？若开口便无法触及绝对的真实，表达还有何意义？近日，《朱砂掌》新书首发式上，作者郑执与脱口秀演员小鹿围绕“想小说，就不会死”这一命题，深入探讨了创作灵感的源头及写作技法，也袒露了身为表达者在迷茫中的坚守。
郑执（右）与小鹿出席《朱砂掌》新书首发式。主办方供图
让长辈也能读懂的小说
六七年前，某次文学颁奖礼上，郑执半开玩笑地表示，下一部长篇他想写一部“七大姑八大姨都能看懂，且具备相当文学水准的小说”。
台下听众视作戏言，郑执却当了真。
郑执由姥姥抚养长大，家中多位女性长辈虽受教育程度有限，却并不排斥阅读。他此前的短篇集《仙症》里，不少细节与灵感源自家庭生活。正是这部贴近长辈生活的作品，只换来了她们三个字的反馈：“看不懂。”那一刻，郑执心中泛起酸楚。他说，作家在某种程度上是在不断“出卖他人也出卖自己”：
“窃取别人的人生经验写成小说，对方看完后回馈是看不懂，我觉得很辛酸，文学仿佛竖起了一道屏障。”
在郑执看来，“确实有些名著高深莫测，但也有一种小说，回溯我儿时喜欢的那种，只要识字便能读懂的作品。这是我应当努力的方向。”
谈及《朱砂掌》的创作契机，郑执并未给出一个可简化为“灵感突至”的答案。对他而言，长篇小说并非某天突然降临的完整蓝图，更像是一个缓慢生长的生命体。“突然有一天，某个人吸引了你。你觉得他的人生极具魅力，对命运的态度极为独特。你越琢磨TA，就越放不下TA。”郑执说道。
有时最先浮现的是一个人物，有时是一句话，也可能是多年前未解的一件事。它们被暂时记录，彼此间尚无明确关联，甚至五年后仍不知用途。直到人生步入新阶段，过往碎片才逐渐产生联系，“如胚胎发育般，一点点长大，长成人的模样”。
这种漫长与复杂，正是长篇小说吸引郑执之处。它容纳一个人在数年间积累的困惑、疑问与思考，也允许许多无法用一句话概括的感受并存。
对比脱口秀与小说，郑执认为：脱口秀需在高度浓缩的时间内完成铺垫、递进与反转，让观众清晰接收信息；而小说往往相反——“你感受到了，但说不清这感受”。
在他看来，若所有经验都能被明确语言彻底穷尽，小说便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让人物在书信、回忆与转述中渐显
创作对象的变化，直接促成了《朱砂掌》风格的转变。
《朱砂掌》延续了郑执小说一贯强烈的故事张力，但在人物、语言及叙事重心上显露出明显差异。郑执以往作品中的典型人物，常带有鲜明地域色彩的“东北受挫男青年”，而《朱砂掌》的主角则变为两位不同代际的女性，语言不再依赖密集的东北方言和短句，显得更为克制、矜持。
《朱砂掌》
作者：郑执
版本：新星出版社
2026年6月
郑执将这种变化归因于创作中持续的“求变”。对他来说，《仙症》中的六篇短篇，已完成了他在某阶段对短篇小说的诉求，“表达得差不多了”，继续沿同一方向写下去，或许会形成更醒目的个人标签，却会“丧失一定的热情和乐趣”。
对于语言风格的转变，郑执强调：“抛开叙事谈语言是不恰当的……选择何种口吻讲故事，取决于故事内容与人物设定。准确塑造人物形象，是所有小说的首要诉求。”
这种准确性，在小鹿的阅读体验中体现为人物的“真实存在”。她说，小说中的每一位女性角色她都十分熟悉，朱玉环甚至让她想起多年前在北京结识的一位保洁阿姨。
“她们很像生活在一个巨大的扁豆里，在里面努力通关，但竭尽全力也突破不了扁豆的边缘，还经常滑下来。”小鹿用这个兼具喜剧感与心酸感的比喻，描述她对这类女性的感受。
小鹿格外理解王润南的状态。作为调查记者，她却逐渐失去说话和介入世界的欲望，甚至会怀疑“自己曾经真的是那样一个积极追问、不断表达的人吗？”
郑执用当下流行的说法形容王润南：活人微死，死感很重。——王润南并未在物理意义上停止生活，身心却始终处于悬置状态，对工作、关系和情感都丧失了回应能力。
这种人物状态难以仅靠情节说明，相较直白表达，更需要语言的节制与留白，也需要作者不急于替人物总结。因此，《朱砂掌》采用多种叙事手法，让人物在书信、回忆和转述之间逐渐显形，进而缔造了“人物的真实”：每一次犹疑、冷漠、善意和自我辩护，都让读者相信——人是有可能变成这样的。
把小说当非虚构来写会怎样？
小鹿在现场称赞郑执“谦卑”，笑称“谦卑是男人最好的医美”，郑执则顺势追问：此刻表现出的谦卑真的可信吗？
“人生有一个很大的悖论，”郑执说，“人开口描述自己时，并不存在真正的真实。人一开口就是虚构。”这一怀疑被直接写入《朱砂掌》中——王润南通过朱玉环的书信获得了转述其人生的机会。但朱玉环的自述真的可以完全相信吗？有没有可能她希望从王润南那里获得同情，从而让报道影响舆论，乃至影响案件判断？朱玉环在信中写下的回忆，哪些接近事实，哪些又在漫长岁月里被强行赋予逻辑、重新解释？
“我把一篇小说写得像非虚构文学，通过润南的笔法讲述。一开始她很客观，像描述一件事，但当她开始讲述朱玉环的人生时，越来越像小说，像传奇故事，到下一章又抽离出来……小说也探讨了语言的自我包装和表述的自我美化问题。”这并非单纯的叙事游戏。小说反复提醒读者：事实经过多重讲述，已很难回到未经解释的原点。郑执同时指出，有一种真实不会因此消失——那些确实发生过的感受。
小说中，小女孩V即将离开时，王润南抱住她，希望“试图让她的心也被刺痛我心的东西刺痛”，孩子未能作出期待的反应，成年人的复杂感情未获回应。“那一刻你知道这种感受是真实的。至于他们所说的甚至写在信里的字，你都可以选择不相信。”
当物理距离无法靠近，情感是否会随之淡漠？
“为什么还想要说话？”这是活动全场的第一个问题，也是整场对谈最终的归点。小鹿坦言自己其实处于表达欲较为低迷的状态，郑执也提到前几年相对封闭的生活，除了进剧组拍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中。特别是疫情期间，当活动范围和面对面交流受到限制，他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物理距离带来的交流阻碍。“然后我就会想，人跟人说话的欲望，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什么生命要产生链接，那样会让我觉得活着还是很有意思、作为人还是很有意思的链接？”
郑执一直认为恨比爱更持久，因为爱需要经营，需要人不断克服惰性，恨却更接近本能。但比爱或恨更危险的，是对所有情感都提不起兴趣。王润南重新想起自己为什么恨、愿意向别人讲述这种恨，反而证明她生命力的回归。用小鹿的话说：“多么活泼的恨意啊。”
小说结尾的对讲机意象，也来自郑执对距离的思考。他曾经从成年人角度向孩子解释过电话和对讲机的区别：电话只要有信号，北极和南极也能通话；对讲机能够实时交流，却有明确的距离限制。孩子不理解什么叫“距离”，这个问题却让郑执有了新的思考：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距离是否也存在一个看不见的信号范围？当物理无法靠近，情感会不会随之淡漠？
今天的设备让人随时可以发送信息、视频通话，可技术上的“找到”是否等于真正的抵达？小鹿从线下脱口秀的经验回应了这种差别。她把现场演出比作亲眼看烟花，把网络视频比作手机里的烟花录像——录像可以传播到更远的地方，陪伴更多没有到场的人，却无法复制身体共处的经验。
“这可能是我们人生中唯一一次见面。”她对现场观众说，“我们一两百人因为文学和喜剧聚集到同一个空间，呼吸同一种空气，思考相近的问题。许多年后，大家也许不会记得每一句对话，却可能记得这天吃过一顿饭，见到喜欢的作者，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晚上。我认为这是人不可替代的体验。”
记者/何安安
编辑/张进
校对/赵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