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卉丽正在修复千手观音造像。受访者供图
在重庆大足石刻研究院研究馆员陈卉丽的职业生涯中，“手”是一个绕不开的词。初次隔着手套触碰文物时，那种穿越千年的温度让她震撼——除了修复师，鲜有人能如此近距离地摩挲这些千年石刻。后来，她和团队耗时8年修复千手观音，甚至为一只没有历史依据的残手定制了可拆卸的“义肢”。这双曾生过冻疮、被化学试剂刺激得过敏的手，正将30年的经验传递给新一代文保人。
近日，国家文物局联合全国总工会授予陈卉丽“全国文物大工匠”称号。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时，她反复强调：文物是有生命的，修复工作就是在抢救生命，让文物“延年益寿”。
陈卉丽在实验室开展工作。受访者供图
至今，她仍清晰记得第一次触碰文物的瞬间
在大足石刻研究院（即大足石刻博物馆），每位文物修复师都兼任讲解员。在潜心投入修复与研究前，他们必须经历一段讲解员时期。这是老馆长郭相颖定下的规矩，旨在让员工摸清家底。
1995年，30岁的陈卉丽为了解决夫妻分居两地的问题，调入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开始了为期11个月的讲解生涯。此前，她主修针织专业，曾在丝织厂和塑料厂工作。那时，博物馆的文物对她而言，隔着围栏，也隔着数百上千年的光阴。
每天与石像对视，起初只是背诵讲解词，渐渐地，她看出了它们的表情。“石质风化，出现断裂残缺，表面彩绘脱落，有些仿佛‘生病’痛苦……”她暗自想：如果能修好它们该多好。
11个月后，单位组织讲解员考试。这位半路出家的跨界青年，笔试第一，面试第二，加之懂化学和材料知识，随即被调入保护工程中心。
“当讲解员摸不到文物，因为禁止触摸；但修复师可以。”陈卉丽说。
她还记得第一次接触文物的感觉：“一接触就有反应，古人真是了不起。”隔着手套，感受石质的温度、纹理，粗糙或光滑，那是古代工匠一锤一凿留下的痕迹。
30年修复生涯，陈卉丽总结出一套“望闻问切”法。望，用眼看；闻，用鼻嗅；问，打听历史；切，用手触摸。“站在下面，一眼就能看出它哪里不舒服。”
但“看”仅止于表面。内部病害如空鼓深度、裂隙大小，需靠仪器检测——红外热成像、X射线探伤、超声波检测等。她称之为“中西医结合”，“传统与科技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石像修复中，部分部位使用传统材料，如金箔黏合剂用大漆。“在重庆潮湿气候下，大漆经实验验证是最好的。”至于材料浓度、注入裂隙的力度轻重，仪器未必能给出确切答案，要靠无数次试错练就的“手感”判断。
牵挂千手观音的那只“残手”
从初唐第一锤凿石声在重庆大足尖山子响起，大足石刻已在崎岖山间屹立千年。其中，千手观音造像是中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集雕塑、彩绘、贴金于一体的摩崖石刻。历经800多年风雨，造像金箔开裂脱落、彩绘变色，更涉及石质胎体内部损伤等34种病害。2008年汶川地震后，国家文物局调查受影响文物，将其定为全国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陈卉丽担任石质修复组组长。
除病害多，千手观音体量巨大——展开面积220平方米，有1007只手，且与山体相连，属大型不可移动文物。修复人员只能在脚手架上躺、跪、趴，适应文物姿态；国内外无成功经验可循，每一步都得靠陈卉丽团队摸索。
如今，参观者站在千手观音前，难辨哪只手是可拆卸的。当初，这只手修不修？怎么修？困扰陈卉丽数月。
那是主尊像6组手中的一只，早在1945年便已残缺，此前被一块手帕状泥灰不当修复。团队去除后期添加物、准备按原貌复原时，遇到棘手问题：若按对称原则，这只手需偏离25度角才能对齐。是工匠雕刻时偏了，还是另有依据？
陈卉丽带队跑遍河北、山东等地石窟，查阅大量资料，未找到任何参考依据。这只残手位于视觉中心，严重影响整体艺术效果。最终，她提出大胆方案——可拆卸式修复。
陈卉丽团队依据对称原则，参照另一侧对应手形态，在断手原有修复孔上接入可拆卸“义肢”。此举既恢复视觉完美，又为未来留有余地；若将来找到确凿历史依据，可轻松取下重做。方案通过专家评审。
这只至今未找到修复依据的“义肢”，“不对外说，其实无人知晓。但我们保存文字、照片、影像记录并主动公开，是为科学严谨，也为将来修复留空间。”陈卉丽说。
递出文物修复的接力棒
61岁的陈卉丽已从一线修复转向幕后人才培养。近期，她刚去上海给一个石质修复工作坊授课。台下27名学生，包括故宫博物院修复师、浙江古建院博士、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及安岳石窟研究院研究员，还有职业技术院校学生。
她讲授石质文物病害辨识、机理、保护材料筛选、修复工艺，也讲修复理念原则如何落地。“理论知识要讲，但技能培训更重要。”她说，许多年轻修复师学历高、理论扎实，但如何将知识转化为实践，需训练过程。例如，全球通用的“真实性”“最小干预”原则，在具体修复中如何贯彻，必须到工地体会感受。
陈卉丽表示，当前我国文物保护需求巨大，一线修复人员尚缺。“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究成果，需基层修复人员落地实践，让研究成果落地是我们基层文保单位的主责主业。”
一线修复环境复杂艰苦，挑战大。她坦言，若无决心毅力，难做好此项工作。因此，她花更多时间讲课培训，希望更多年轻人了解一线真实情况，愿意沉下心加入队伍。
“国家文物局每年办很多培训班，各文保单位、管理机构、修复公司派人参加。”陈卉丽比喻，文物抢救性修复如“救回命”，后续日常保护更需久久为功。
她仍用医生看病类比：“定期给文物‘体检’巡诊，有点小病马上处理，别让小病变重症。”文物提倡预防性保护，日常保养属此类措施，“改善生存环境，让它们不易生病”。遇极端天气，文保单位加强监测，避免自然因素影响。
她带过的年轻人中，硕士阮方红几年前听故事慕名而来，现已能独立完成从方案编制到本体修复。毕业于西北大学文物保护技术专业的00后朱海，也进入她所在部门工作。“保护工作像愚公移山，一辈子干不完，所以接力棒要一棒一棒传下去。”陈卉丽说。
20世纪90年代，陈卉丽刚入行时，修复环境远不如现在。她回忆，那时许多文物点未通公路，坐双排座客货车出发，前坐人，后拉工具材料；车到不了处，下车走几十分钟泥巴路。吃饭难，冬天只能带面包喝凉水；上厕所就地解决；中午困了，就地打盹。
“那时经费不足，脚手架搭钢管，一名修复人员拴绳子在腰间，爬至修复高度，甩下绳子吊工具箱，下一人再爬钢管上去。脚手架承载人和工具重量的，仅是几块木质踏板，并不安全。”
随着国家加大文物保护工程投入，现脚手架已进化为安全稳定升降式，“我们可以拿工具和材料走专用爬梯”；文物点基本通公路水电，有了管理房厕所，装上安防监控系统；修复工具专业化，实验室有通风橱，个人防护科学到位。
如今，陈卉丽仍能利索毫不犹豫地爬上脚手架，正如30年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戴纳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08月02日 0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