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陕西文旅部门遭遇了一桩荒诞事：有网民持续骚扰，要求拆除与唐朝相关的文物古迹，理由竟称“唐朝根本不存在”。更让人担忧的是，部分未成年人在短视频平台接触此类内容后，历史认知已出现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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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评论将此事定性为历史虚无主义的典型。这个判断没错，但值得深究的是：我们该凭何标准来辨别历史的真伪？面对层出不穷的“伪史论”，社会究竟需要怎样的认知能力？
答案或许仅两个字：理性。
历史研究绝非信仰或立场，而是一门基于证据的学问。无论肯定还是否定某个历史事实，都必须遵循同一套标准——证据。
唐朝是否存在，并非因为《旧唐书》《新唐书》如此记载，而是因为今日已构建起庞大的证据体系：文献记载、墓葬遗址、出土文物、碑刻铭文、敦煌文书，以及来自阿拉伯、波斯、日本、新罗等不同文明的大量域外记录，彼此相互印证。尽管单项证据可能存在局限，但当多个独立来源相互支持时，其可信度便随之提升。
科学哲学指出，人类几乎无法获得绝对意义上的“百分之百证明”。历史研究亦然。因此，我们依赖的不是绝对确定性，而是不断攀升的概率确信（或然率）。一个命题拥有的证据越丰富、越独立、越能相互印证，其成立的可能性就越高。这是现代科学与历史学共同遵循的基本原则。
认识论中有一个著名的方法论原则——奥卡姆剃刀原则。当两种解释都能说明现象时，应优先选择假设更少、能解释更多证据的方案，而非不断增加新假设去修补矛盾。
比如，要否认唐朝存在，就必须假定数千卷史籍被系统伪造，全国大量遗址、墓葬、碑刻均属后人制造，且来自日本、阿拉伯、波斯等不同文明的历史记录也参与了这场跨越千年的骗局。这种解释所需的假设数量，远超承认唐朝真实存在所需的假设，因此前者远不如后者具备解释力和可信度。
事实上，近年来中文互联网流行的“伪史论”，并不只针对中国历史。几年前，网络上曾广泛流传“古希腊不存在”“亚里士多德不存在”“西方文明都是近代伪造”等说法。如今，又有人开始否认唐朝。
乍看之下，这两类观点立场截然相反：一种似在否定西方文明，另一种似在否定中国历史。但若深入分析，它们其实遵循同一种思维方式——非理性。
它们的共同点，不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而是先预设结论，再不断挑选碎片化材料以支持结论。凡是不符合自己结论的证据，便一概解释为造假、阴谋或集体欺骗。由此形成的是无法证伪的封闭叙事，而非鼓励开放讨论的学术研究。
这种思维方式最大的危险在于，它不会停留在某一种立场上，而是不断游移。今天，它可以用来否定古希腊；明天，同样可以用来否定唐朝；后天，甚至可以否定任何历史事件、任何科学发现、任何公共事实。
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可以质疑权威，这本身是文明进步。历史学从来不是不能怀疑的学科，新的考古发现、新的文献材料，确实可能修正既有认识。但是，独立思考和勇于质疑不等于胡乱猜测，而是能够依据证据不断修正自己的判断。正如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哈贝马斯所言，“只服膺于一个更好的论证”。
因此，我们反对“伪史论”和历史虚无主义，真正需要反对的，不是某一种具体观点（无论是否认唐朝，还是否认古希腊），而是其背后脱离证据、无法证伪、以情绪代替推理的认知方式。
当下，部分平台的算法正不断放大极端观点、情绪表达和猎奇叙事。社会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培养基本的公共理性。只有当理性成为公共生活的基础，历史虚无主义才会真正失去生长的土壤。
（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