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读华严，不知佛家之富贵”。历经唐宋元明清的层层浸润，华严哲学早已深植于中华文化的肌理之中。历代艺术家如何演绎《华严经》的宏大叙事？透过大英博物馆藏的白描《华严经变》、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珍藏的绢本彩绘《敦煌藏经洞绢画七处九会变相图》，以及敦煌壁画与古刹中的造像，我们得以窥见华严经变及毗卢遮那佛的艺术风貌。
宋明理学双璧程颢、程颐，数十年出入佛老，深知华严圆融之境；王阳明因华严悟得心体，借《金狮子章》中金的比喻阐释人心，助推心学发展；章太炎以华严哲学解构庄子，认为《华严经》“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与《庄子》“万物与我为一”理念相通，借此阐释万物互为缘起的关系，为中国哲学开辟新视野；近现代学者马一浮更以华严思想诠释儒家，令儒学焕发出新气象。那么，艺术家们又是如何呈现华严经变的呢？法身佛毗卢遮那佛，往往成为华严经变的核心角色。由于清净法身无形无相，毗卢遮那佛实则是最难描绘的形象。
大英博物馆藏 南北朝《大方广佛华严经卷手稿》
**经典溯源**
毗卢遮那佛的形象多见于《华严经》与《大日经》。“不读华严，不知佛家之富贵”，《华严经》所蕴含的体相用思想宏阔深邃，能拓宽瑰丽的生命格局，丰盈生命建设，延展生命境界。自东晋佛驮跋陀罗译出六十卷《华严经》，至唐代实叉难陀译出八十卷《华严经》，唐代还翻译了四十卷《华严经》。国力强盛之时，人们更易理解华藏世界的重重无尽。经过唐宋元明清的深度融合，华严哲学早已融入中华文化血脉。
大英博物馆藏 传为北宋李公麟画 华严经变图上的毗卢遮那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唐代武则天酷爱《华严经》，深入研读后写下这首震撼人心的开经偈，流传至今。大英博物馆藏有一卷纸本白描《华严经变》，尺寸为34.6x1244厘米，传为李公麟所作。作品以卷轴形式呈现《华严经》七处九会的人物：最右侧毗卢遮那佛端坐狮背，经中诸神、菩萨、阿修罗王、龙王、三十三天等一字排开，左侧善财童子一一礼敬，宛如《华严经》中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场景。细观画面，三十三天天主的天冠各具特色。此画是否确出李公麟之手？此事尚待学术界考证。但仅凭白描人物便在长卷上展现出《华严经》的福慧庄严，令人叹服，也侧面折射出中国人崇简的审美意趣。法国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的绢本彩绘《敦煌藏经洞绢画七处九会变相图》同样属于华严经变题材。五代时期色彩的瑰丽与众多人物的铺陈，特别展现了《华严经》七处九会的大方庄严，彰显出中国人宏富的美学特质。
法国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 五代绢本彩绘《敦煌藏经洞绢画七处九会变相图》
**千佛绕毗卢**
十方一切佛，同具清净身。艺术上如何表达这一概念？历代造像艺术家虔诚地设计了“千佛绕毗卢”的总构图，诠释千佛与一佛的关系，将哲学上一与多的思想艺术化地呈现给观众。
上海震旦博物馆藏有一尊明代毗卢遮那佛雕像，神情肃穆，手结毗卢遮那佛独有的毗卢印，上方饰有千佛。当你理解了一佛与千佛的关系，便明白了“千佛绕毗卢”艺术形象的寓意：一切佛同一清净本体。
上海震旦博物馆明代 毗卢遮那佛 雕像
体用思想本是中华文化的基因。如《道经》第十四章，河上公版称之为赞玄，旨在称赞道体玄妙无比，无相无形，无状无物；第十五章，河上公版称之为显德，有道之士难以描述，只好强为之容。“道”为体、“德”为用，体用思想提升了生命的境界。因此般若多罗曾言：“东土震旦（即中国），有大乘气象”，绝非虚言。石窟艺术中，最常见的表现体相用思想的艺术形式——往往是千佛雕塑。一即一切，一切即一。
河北石家庄正定隆兴寺 毗卢遮那佛
法报化的艺术形象最能凸显体相用的思想。许多寺院设有毗卢殿，供奉“千佛绕毗卢”的毗卢遮那佛，如北京的云居寺、法源寺、万寿寺、智化寺等。河北省石家庄正定隆兴寺毗卢殿供奉的毗卢遮那佛由万历皇帝敕铸，高6.42米，三层四身，整体采用分体浇铸后焊接而成。每层均有四身坐式毗卢佛，手结毗卢印，坐于千尊小佛之上，寓意三千大千世界皆同一清净实相。
**华严三圣**
通常情况下，毗卢寺内供奉毗卢遮那佛，华严寺则设有华严殿供奉华严三圣：毗卢遮那佛、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这是华严经变中最常见的艺术形象。洛阳白马寺清凉台原是汉明帝刘庄少时读书乘凉之处，也是《四十二章经》的翻译之所。一千九百年后，清凉台毗卢阁内的毗卢遮那佛依然手握智拳印，左立文殊，手持如意，右立普贤，手持经书。这一佛二菩萨即“华严三圣”。华严三圣常被误认为是西方三圣或东方三圣，常见文殊菩萨骑青狮子，普贤菩萨乘坐大象。
洛阳白马寺清凉台上清凉阁中的华严三圣
凡事皆有例外。大足石刻中，处于宝顶山核心区的华严三圣也常被人误会，原因是造像细节不易识别：左侧为普贤菩萨，头戴高冠，双手捧舍利塔；右侧为文殊菩萨，头戴高冠，左手捧七重宝塔，右手扶塔；宽袖袈裟披肩挂肋飘逸垂下，巧妙地将手中塔的重心引到像身；中间的毗卢遮那佛头有螺髻，髻上两道毫光，左手结说法印，右手前伸，正在演讲。这3尊高达7米的造像，身躯前倾20多度，当人们抬头观望时，菩萨好像也正亲切地俯身下来，注视着仰望者，造像与观众之间的视线交互，将佛菩萨的庄严与慈悲表现得淋漓尽致。
重庆大足石刻 宝顶山华严三圣
宝顶山华严三圣背壁刻了81尊圆龛小佛，大小对比，层次丰富，更显庄严。大足石篆山石窟内的大日如来（毗卢遮那佛）则戴天冠，坐莲花，若不是手握智拳印，真易被人误会为化身佛释迦牟尼。敦煌的榆林第25窟主室东壁北段的毗卢遮那佛结禅定印，显禅定像，署名为清净法身卢那舍佛，也易被人以为是报身佛。实际上，佛有三身，即：法身、报身和化身，分别表示体、相、用。化身佛释迦牟尼，报身佛卢舍那，法身佛毗卢遮那。体是基础，用乃功能，相为呈现，三者不可分割，体现“体用不二”“性相一如”的哲学。
山西大同的华严寺大雄宝殿是现存辽金时期中国最大的佛殿之一，大殿建筑面积达1559平方米，正脊两侧的琉璃鸱吻高达4.5米，为中国现存最大的琉璃吻兽。始建于辽清宁八年（1062），于保大二年（1122）毁在兵火之中，金天眷三年（1140），原址重建，木构建筑，殿内供奉明代五方佛、十一尊菩萨及二十诸天彩塑，皆为明朝塑像。四壁绘有清代壁画，展现了汉藏文化融合的艺术风格；其中就有华严经变“七处九会”图，释迦牟尼佛在７个地方进行的９次课堂教学：大殿南北山墙上各绘4幅，西檐墙上1幅，共9幅；北尽间、末间还绘有“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为善财童子的求道经历，也是华严经变的核心。
**大日如来**
毗卢遮那佛的梵文含义是“光明遍照”、“最胜光明”，象征“法界体性智”，所以毗卢遮那佛又名“大日如来”，象征佛的法身如同太阳一般，智慧之光无有障碍，破除一切黑暗，利养万物。
《大日经》中云：如来、应、正等觉，非青非黄、非赤非白、非红紫非水精色、非长非短、非圆非方、非明非暗、非男非女非不男女。大日如来本来无有形象，但是众生总因有形有象的佛菩萨像而开启自心本具的智慧，所以佛教艺术一直生机蓬勃。
辽代铜鎏金大日如来坐像
辽宁慕容街的朝阳北塔令人想起金庸《天龙八部》的慕容复。这座宝塔经历了从三燕到辽代的风雨洗礼，被誉为“东北第一塔”，已经凝聚了北魏、隋、唐与辽的信仰、审美与文化交流。夯土的台基、砖砌的台座、稳健的须弥座、塔身、塔檐和刹顶，塔身的四方佛与塔心室内佛殿中央的大日如来，共同体现了中国人的五方思想；朝阳北塔像是辽宁的定心丸一样，矗立至今已经1600余年。
辽宁朝阳北塔外观
这座塔的地宫存有历代的修缮历史，中宫供奉过佛骨舍利，天宫曾出土盛唐的金塔与波斯玻璃瓶，可见丝绸之路的文明交流成功地抵达过这座三燕故都辽代京畿。朝阳北塔天宫出土的文物中，有多件大日如来坐佛，都结智拳印，辨识度极高。精湛的雕刻技术只是审美之一种，层层套嵌的圆筒形结构还反映出前人的恭敬。如同1987年，重修法门寺清理塔基时，在唐代地宫后室中央发现八重宝函，里面盛放着佛骨舍利，如此郑重。第五重鎏金如来说法银宝函上也有大日如来，作智拳印，非常容易识别。
莫高窟第36窟《华严经变・龙王礼佛图》
毗卢遮那佛所戴宝冠为“五佛冠”，寓意为五方佛。北京法源寺的毗卢殿里，将毗卢遮那佛置于最高层，中间层为四方佛。莫高窟第465窟的窟顶即是五方佛图的藻井，中间为毗卢遮那佛。榆林窟第3窟是西夏时期的作品，善用绿和白，南壁曼荼罗中台八叶院为中心的结构，中间便是大日如来，四佛四菩萨，呈现出同心圆结构，像是命运共同体的佛系表达。
《妖猫传》中的空海大师即日本京都东寺的第一任住持。空海曾随遣唐使来中国留学，拜西安青龙寺惠果为师，回国后创建东寺。历经千年，人们常感慨：东寺的每一块砖瓦都有唐风。可见，文以化人，文化融合，历代皆有践行者。
京都东寺 头戴天冠的毗卢遮那佛
东寺讲堂内的须弥坛上安放有21尊造像，以大日如来为中心，形成立体曼陀罗：毗卢遮那佛位居中央，头戴华丽天冠，手结智拳印，坐在千叶宝莲上，背光中千佛随行，就如榆林窟第35窟东壁北侧五智如来曼荼罗的立体呈现。这尊大日如来像与五重塔、御影堂等代表了平安时代佛教艺术的最高成就，是世界文化遗产，也见证了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元代 《毗卢遮那佛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元人毗卢遮那佛像，结毗卢印，和悦慈悲，内著法轮火焰纹袈裟，头戴宝冠，背光中则有五方佛，华盖下方左右皆绘有天人着汉服乘彩凤，令人想起王母娘娘，也说明文化的融合与创新真是大有新意。
**毗卢寺**
我国现存六座毗卢寺中，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的这座最有名，始建于唐代天宝年间，以明代壁画闻名，被誉为“中国四大古代壁画”之一，与敦煌莫高窟、永乐宫、法海寺壁画齐名。
508位人物，122组画面，将儒家的人伦、释家的法界、道家的自然，和谐地画入同一面墙壁，成为中国现存最完整、最庞大的明代水陆壁画体系。本体与妙用透过种种艺术形象，生动逼真地表现了体相用的思想。当我们鉴赏艺术形象的时候，从诸视觉形象反观其妙用的时候，也就豁然贯通了其中的艺术哲学：同一清净本性所展现的万象庄严。
河北省石家庄毗卢寺壁画局部
往古九流百家一切街市，往古孝子顺孙，往古忠臣良将，往古比丘、道人、儒家贤士，放在一起，生活气息扑面而来；四海龙王等神众捧着夜明珠，庄敬之感也跃然眼前，朱砂和石绿的颜色明亮鲜艳，沥粉贴金的工艺又极华贵，玉皇大帝格外清雅飘逸，身旁侍女，皆眉目秀雅，典型的明代仕女画风，而毗卢遮那佛乃本体之意，焕发的妙用，呈现出如此庄严的妙相。
毗卢寺保留了大面积的沥粉贴金工艺。508位人物环绕着毗卢遮那佛，体相用三者相互依存、圆融无碍，共同诠释着本质、现象与功能。法身本如虚空，无一形象可描画，却能生各种各样的功能与效用，呈现各种各样的外在形象与艺术张力，如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如这508种生命形态。令人想起唐代吕岩的《绝句》：
或为道士或为僧，混俗和光别有能。
苦海翻成天上路，毗卢常照百千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