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繁花》那三年 我练出了满场的活功夫

演《繁花》那三年 我练出了满场的活功夫

游本昌

AI修饰生成水彩画。 《补拙记:游本昌自传》:游本昌口述,康路凯撰写;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甘当“佐料”演员

1956年,我搭火车抵达北京,满心以为能在国家级舞台施展拳脚,谁料想,此后近30年间,我出演的79个角色里,竟有77个是龙套。

这落差实在太大。公演时,主角履历详尽,介绍我的栏位仅四字:“本院演员”。老师瞧出我不甘,宽慰道:“别把自己当衣服面子,你是里子,还得是硬里子。里子若不行,面子也撑不住。”既如此,我便认了“佐料演员”这个身份。条件优越的演员好比鱼头、海参,是大菜;我则是葱姜蒜,虽不起眼,却缺了它菜便没了滋味。自此,任何小角色我都未曾轻慢。我心里默念,只要站上台,哪怕只是背景板,也要做一块“有戏”的背景板。

龙套自有其妙处,没框定死人的性格,留出了发挥空间。当然,发挥绝非胡来,我的龙套戏,那是下了真功夫的。

1959年国庆10周年献礼演出,我演了两名仆人。话剧《一仆二主》里的仆人是主要配角;另一部《大雷雨》中的仆人则无名无姓无台词。但我认定,后者仍有创作余地。

为啃下这块骨头,我狠下功夫。哥尔多尼与奥斯特洛夫斯基的19个剧本被我翻烂,深究作家风格。我又研读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等评论家对戏剧时代的总结——“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那黑暗便是农奴制社会。我饰演的仆人绝非普通下人,他背负着时代的重压。由此,我找准了角色的“任务”与“行动”。我还大量涉猎名画,细看列宾《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及其他油画中人物的眼神姿态。相关小说如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作品,外文书店有的全买下研读。

我对《大雷雨》中仆人的诠释,最终获苏联专家赞为“经典龙套”。此剧周恩来总理连看两遍。

打下基础后,1960年,我在《克里姆林宫的钟声》中饰演列宁。这是演出前两天临时指派的任务。老院长欧阳予倩夸我演得像,不像只练了两天的样子。实则我已暗中准备一个月。回宿舍后,我满眼都是列宁照片,亦去外文书店搜集资料研读。我是时刻准备着的——心底话说出来,哪个演员不想当主角?不想演能尽情施展才华的角色?这是人之常情。总之,我把列宁的动作神态琢磨透了,故而首演即成功。

“济公”化作我的师者

1985年,我担纲电视剧《济公》主演。起初导演心里打鼓,因我非喜剧出身,过往舞台形象或严肃或悲苦,与“喜剧”二字不沾边。

导演问:“你心中的济公是何模样?”不知怎的,我脑海中浮现四年级时爱听的苏州评话。当即模仿说书先生的腔调神态演示,瞬间便有了济公的“疯癫”劲儿。导演看完,心中有了底。

此事再次印证,演员行当里没有白费的功夫。台下与生活的所有积淀,总会在某刻派上用场。

济公是我的第八十个角色。8个半月拍摄期,我可谓拼尽全力,将艺术积累、生活阅历及近30年龙套生涯所学悉数投入。每日睡眠仅4小时左右,每场戏皆需预先筹备,琢磨人物与调度。我认为这便是拼搏。人生难得一搏,尤其在50多岁之际,还能有此机会,实属不易。

《济公》故事多源自话本,靠说书艺人口耳相传,甚至算不上严格意义的文学作品。原剧本有一情节:济公用脏手抓馒头,留下五个黑手印。老板讨钱,济公没钱,老板便让他吃了。我当时便觉不妥,这不是济公,是“吃白食”。后经修改,改为济公付了馒头钱。

除琢磨人物调度,服装道具也不放过。剧组衣物崭新,岂能行得通?我亲手造旧,搓扯撕划。原著云“醉眼乜斜睁又闭……破僧鞋,只剩底……”,此为表象。关键在末句“专管人间不平事”。他的“破”,是为了衬托那份“不平”。他心里装着天下不公,哪有空顾惜衣着?

于我而言,济公已从角色升华为老师。是他重塑了我的艺术观、世界观、性格乃至命运。“济公”之后,我接戏寥寥,拒邀无数,意在精挑细选。这一闲,便是近20年。

演《繁花》忘却岁数

2020年,我接到《繁花》邀约。剧组寄来两页纸台词,欲让我拍视频试戏。我想这可不行!隔着镜头那不是试戏,是交作业。演戏讲究人际交流,必须面谈才有效。与主创见面相谈甚欢,我说:“《繁花》写法仿《红楼梦》,结尾太悲切。上海是活力之城,生机勃勃,不应如此。”

首个挑战便是单机位拍摄。作为话剧演员,表演鲜活,重在当下真实交流,若次次雷同,便是“舞台匠艺”。电视剧却需单机位拍摄,要求同一场戏反复多次,且走位毫厘不差,方能捕捉多角度素材。

这让我痛苦又尴尬。快90岁的老人,在片场连机位都难跟上。收工后,心中惭愧,想起一位美国演员曾说,一句台词需念数百遍方可滚瓜烂熟——要熟练到无需记忆,成为肌肉本能。

我请工作人员将酒店房间布置成剧中场景,用手机录制表演。一遍遍演练,看着画面重复练习,直至一场戏基本定型,次日片场拍摄方算过关。

那天拍我带阿宝做西装,望着“改头换面”的阿宝,我眼眶湿润。许多观众解读为我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其实当时流泪最直接原因,是拍摄终于过关,着实不易。但我乐见观众各种解读,毕竟当时的泪水也契合情境。

2020年至2023年,从87岁至90岁,我有3年时间断断续续在《繁花》剧组度过。熬过无数大夜,来回走位不知多少路程,致使后来双脚肿胀。剧本飞页频至,几乎边拍边改。案头剧本堆得老高,助理感叹从未见过哪位演员剧本如此之多。

候场时我常坐轮椅,因片场人多缺氧,有时需吸氧。但只要摄影机启动,我必打起十二分精神。这非仅靠责任感,更是创作激情驱使,让我忘却年龄,真是一段激情燃烧的时光……

杀青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仍沉浸角色,不愿走出。如今回想,真是迷惑颠倒!感恩“爷叔”,你给予太多,愿你继续走向人群,一路向前!我也该回归游戏神通,济世为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