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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十国到底乱到了什么地步？为何宋朝一建国就推翻前朝旧规，转身走上崇文抑武的路子？在那段岁月里，吃人这事被推向了极致。
募兵制取代府兵制后，职业军人开始成规模地冒头。安史之乱过后，各地节度使割据一方，职业军人的地位水涨船高，成了左右地方政局的关键力量。
这帮人和以前的农民兵完全不同，他们只认拳头。征召来的农民兵虽然战斗力一般，但胜在老实本分，只要给地给饷，就会拼命干活。
职业兵可不讲这一套，他们崇尚暴力，拼的就是谁拳头硬。想当这群人的头领，核心素质就是勇武，而证明勇武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打赢仗。
但这有个麻烦，胜败乃兵家常事，很多时候不由个人意志转移。哪怕你指挥再高明，外部条件出了岔子，照样得输。
历史上能一辈子打胜仗的将军寥寥无几。可这帮粗鲁武夫不吃这一套。
打仗本就是高危行当，长期背井离乡，必须靠丰厚封赏来维持士气。一旦吃了败仗，既没奖金，人设也崩了，士兵哗变的风险极高。
晚唐的韩简就是个典型。他原是魏博节度使，是唐僖宗时期的大军阀之一。
黄巢起义时，僖宗逃出长安，朝廷权威扫地，再也压不住节度使之间的争斗，于是大家开始火并。韩简也没闲着。
他派大军攻打邻镇的河阳节度使诸葛爽，结果惨败。前线失利，手下立刻有人生了异心，大将乐行达擅自带兵返回魏博，自立为节度使，士兵们纷纷响应。
韩简气得急火攻心，当场病发身亡。所以当时不少将领会做些看似“牛逼”的事，向手下展示自己有多勇猛，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为了立个勇武的人设。
比如前面提到的长从简阵前夺旗、凿骨拔箭，都是为了证明自己能打敢拼。而对这帮人来说，吃人也是展示勇武的一种方式。
现代人乍一听觉得难以理解，主要是接受了现代人文主义教育，加上人类有抗拒同类相食的本能，所以把吃人看作极端情况下的极端行为。
但在他们眼里，吃人意味着胆子大，敢干别人不敢干的事，同时也代表杀人不眨眼、够狠够横。只有这样，才能树立起胆识过人的人设，让众人信服。
这股风气在军队里慢慢蔓延。乱世之中，各政权都依赖这些职业军队，因此风气不受遏制，进一步扩散到全社会。
北宋开国名将李处耘平定朗州叛乱时，曾命手下将数十名肥胖俘虏煮熟分食。朗州守军目睹如此重口味的场面，吓得魂飞魄散，纵火烧城后逃散。
正因为五代十国盲目追求尚武的风气过于盛行，最后统一群雄的宋太祖赵匡胤反倒显得宅心仁厚。
这也是赵匡胤建立北宋后强调“以文治武”的原因之一。他亲眼见过过度尚武带来的乱象，连吃人都能成为一种展现自己勇气的幌子。
大宋朝建立后，除了推行文治，赵光义为了遏制五代以来的尚武风气，还做了件重要的事：降低军人社会地位，削弱他们的话语权。百姓一提当兵就皱眉，只有走投无路的人才去参军。
这样一来，民间逐渐摆脱了过分尚武的风气。不过，仍有一些零星影响流传下来。
最大的变化体现在市井文学中，开始出现对勇猛者的崇拜，频繁记载武将阵前单挑、大战几十回合的情节。这种传统延续至明清，《三国演义》也受了这样的影响。
其实《三国志》里并没有那么多单挑桥段。像赵子龙单骑救阿斗就是《三国演义》杜撰的，历史上并未强调他是单人匹马还是带着队伍去的。
正因五代十国骄兵悍将横行、政治秩序彻底崩溃，藩镇割据、“兵强马壮者为天子”的局面达到顶峰，宋朝开国后才痛定思痛，走上崇文抑武之路，始终防范军事将领，宁可兵不知将、将不知兵，也不愿重演藩镇之祸。
宋朝对外用兵格外谨慎，宁可多花钱少打仗。无论北宋对辽还是南宋对金，都宁愿屈辱求和，不愿扩军强武以求彻底消灭对手；即便开战，前期皇帝亲征，后期则宁可用文官统领军队。
正是这种谨慎态度和对军队的严密控制，使得宋朝政治体系基本稳定，国内极少出现大规模战乱，百姓生活相对和平安定。
这是本期《亚洲观察》，咱们下期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