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12日，上海幸运星足球俱乐部爆出申思在集训中殴打一名不足13岁未成年球员的影像。画面随即在媒体发酵，各类细节相继披露，核心在于申思在禁赛令颁发后，以非教练身份继续介入青训。当年申思被禁足的原因再次被重提，沉寂了十五六年的“南主席”之名也被翻了出来。
社交媒体上，事件热度堪比阿根廷与西班牙的较量，支持阿根廷球迷的声音最响亮，同理，支持申思的声音也最多。有人对媒体透露，幸运星俱乐部在上海乃至江浙沪青训中质量拔尖，很多孩子送入这里，成年后能成为职业球员，这被视为申思人脉的体现；申思培养出的青训球员也现身说法，称训练虽严，但这是传统，申思对球员非常好，甚至亲自送过鞋子。
更多的人则用“谁小时候没挨过打”、“哪个球员训练时没挨打”来为这事辩护。这些评论忽略了事实，事实就是申思打人了，而且是带有侮辱性质的殴打。
1949年7月，全国总工会禁止“师傅殴打徒弟”；《劳动法》以及《未成年人保护法》关于此事的是非对错，写得清清楚楚。申思殴打小球员，无论是源于瞬间的冲动还是内心的积郁，体现的是他利用人身依附关系和利益牵连，剥夺了未成年人为人的尊严与权力。这是申思殴打小球员的核心所在。
老实人变成待宰的鱼肉
最近申思内心的积郁应该很重。
2026年世界杯正在举行，当年比申思年纪还要小的国家队及俱乐部各级队友，正作为嘉宾活跃在解说席上。这些嘉宾中，有人转型做了职业教练，都在认认真真吃足球这口饭，而且吃得不错，不仅有曝光率，有时还被当作偶像宠着。
反观自己，即便投身青训，身份也只能躲在幕后。申思本是上海足球的代表人物之一，单凭姓氏便足以与上海足球融为一体，只因一念之差，终身被禁足。更何况当年的事件中，南勇手握权力施压，实在无人敢挡。南勇选中申思，看重的是他不敢反抗且听话顺从，这与外界的说法一致。相信当年南勇曾列过一个名单，那些活跃在解说与娱乐界的退役球员，名字或许被写下又划掉，原因便是不听话、嘴又不严。
唯有申思，听话又本分，嘴也比较严。这种性格投射到这次事件里，倒也合理。
但命运弄人，有人扛住了压力做出了正确选择。孙葆洁老师也参加了世界杯解说，当年他面临各种压力、收买和威胁，甚至有人专门去黑他，但他扛住了一切，如今享受的荣誉与尊重，与当年做出的选择是成正比的。
至于有人故意说，“我只打自己的孩子，别人的孩子我还不打”，用这个观点来模糊事实，把申思的打人行为当作敬业，这更是胡扯。
打人就是打人，打人不是敬业，打人不是因为责任心，打人也不是为了纠正球员的动作，更不是因为被打者不听话，实际上受害者根本不敢动弹。打人是因为在人身依附关系、以及人脉组成的强大关系网下，打人者无形中拥有了类似主人的权威。所有殴打学徒和学生的人，都认为自己能通过经济利益和人脉卡住对方，不打是因为不敢，打是因为能拿捏住对方。
申思身上有不少值得被原谅的地方，比如他为青训投入巨大，又比如这些年不论挂顾问还是股东，青训效果都不错，再比如当年他是因胆小老实才被南勇操控，在假球事件上的主观过错并不多。
但就事论事，这都不是申思打人的理由，也不是他打人后能被原谅的理由。殴打弱小者的理由很简单，就是你认为弱小者是你嘴边的鱼肉。
挨打是为了将来能打人
网络上流传最广的言论是，“球员都是打出来的”。
类似打人不合法却合理的言论，通常分为三种腔调。一种是管理论，“中国球员全部是打出来的，不打踢不出来”，意思是球员处于青春期时，很难服从教练管理，教练需要竖立权威，让孩子养成听话的习惯，这就需要打，打完才听话好管理。
第二种是意志力论，“被教练打是一种意志上的考验，谁小时候在体校里没有被教练用皮带头抽过，只有经过这种肉体上的折磨，才能把自己的意志力培养出来”。甚至有人将其视为一种传承精神，“不信你去问，哪个球员不是打出来的”。还有人科普当年的皮带是卡扣结构，皮带头为金属质地，重量常超一百克，砸在人身上能留下一大片淤血肿包，砸到头上轻则肿块，严重时甚至能造成骨裂。
第三种是“打即是爱”，“恨铁不成钢，打是亲骂是爱”。这种言论的代表是，“我自己的孩子我才会动手打”。
暂且不论法律问题，单看打学生是一种怎样的心理需求。通过殴打别人来制造心理上的威权，是一种强烈的心理暗示，首先告诉对方我对你的人身拥有绝对控制权。很多被殴打者因此患上心理疾患，甚至成为精神病患者。只是受害者声音发不出来，即便发声，也很难从法律上找到证据，甚至还会遭到嘲笑。
所有把“打是亲骂是爱”、“意志力是被打出来的”、“中国球员是被打出来的”挂在嘴边的人，都是体罚体制下的幸存者和受益者。他们没得过精神疾患，很简单，他们不仅是幸存者和受益者，还是传承者，通过转嫁自己受过的痛苦到别人身上，来获得快感。
当一个人能把自己的痛苦当作幸福来享受时，是因为他知道这份痛苦日后能为他带来利益，还能带给别人痛苦。用句俗话讲，就是“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以前做媳妇时战战兢兢，动不动被人打骂，现在轮到自己做婆婆，先享受一下婆婆的权力再说。
长老统治下的孩童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婆婆理论”在现代家庭伦理中已近乎绝迹，那是农业时代女性缺乏工作、没有经济收入时出现的恶性循环。但“婆婆理论”依然存在。
不妨以明朝科举制度为例，《明史》和吴晗先生的《明朝三百年》都有记载。
明朝科举制度反人性，“考生要一动不动站着，等候点名，不论春夏秋冬，冷的时候不敢跺脚和缩手，热天连水都不能喝，更不能说话。想喝水会被打上红勾，考官觉得你不尊重他，会降分。没有大小便自由，被虚报买下的竹凳是连体的，质量极差，一人扭动，左右两侧一排的人都觉得屁股在动。”
一旦考上举人，报信差人拿着短棍到举人家，把大厅窗户打烂，叫“改换门庭”。同姓地主来拜亲戚，送上上千两银子自称门生，举人家可免两个成年男丁的役，这是极大的福利。明朝有人愿意拜到官僚世家为奴，正是因为受不了过重的役，中了举人就能享受更多特权。
即便考不中举人，只是普通秀才，也有特权，见县官不跪，县令不能用刑，还能包揽诉讼，利用规则漏洞挣钱。比如与地主结亲，地主也无需交粮服役，背后是地主每年向秀才提供至少三百两银子。
这就是为什么明朝科举中童生或秀才如此卑微，那是为了考取后的特权。费正清先生在《乡村中国》中提到“长老统治”，在乡村生活中，县令被称为“为人父母”，管理被称为教化。一个小孩在一小时内受到的干涉，甚至比成人一年中受到的指责还多。
由此便可知晓管理论、意志论和打即是爱理论出现的原因。
禁足令留下的监管缝隙
申思事件最吊诡的地方在于，明明足协已颁发禁足令，为何申思还能从事青训？虽然曝光他以顾问身份挂职，但这家初创于2006年的公司，申思仍是股东之一，而且是最大股东。
答案在于2006年申思并未收到任何禁令，自然可以申请注册公司。那么2016年后中国足协的禁足令，为何市场监管局容许申思继续以大股东身份存在？
原因很简单，市场监管局的注册黑名单包括“限制行为能力人（未满八岁或不能辨认行为）；贪污等罪名入刑未满五年；破产吊销执照未满年限；债务失信人；通缉犯”。
有人以为有了足协禁足令，市监局一定不会让申思注册。这是错的，就算申思2017年出狱后新注册公司，市监局也会同意。首先足协禁足令对象不在市监局黑名单上，其次申思不属于“贪污及破坏金融市场罪名入刑”，因此他能自由注册。
上海足协虽对青训俱乐部有审核权，能不能强行中止申思的股东权？不能，这种侵犯财产的权力上海足协不具备。上海足协能审查的是教练资质、场地安全规范及是否有体罚行为。
问题就出在这里。
申思如果以顾问身份参与俱乐部和球队管理、训练，现在可以，将来也行。但体罚事件曝光后，他很难在任何队伍中以顾问身份带队。因为现在约束他最狠的不是禁足令，而是体罚坐实了。
禁足令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理论上仍难阻止申思以顾问身份参与管理，但就现状而言，申思只要参与任何足球项目，成功的可能性都不高，即使不靠禁足令，也会有其他手段。
所以，整件事最诡异的地方，便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