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琉球文献史料集成》（全七卷），贺圣遂、李梦生主编，宁波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2024年7月出版
近日看全球史研究势头正劲，学界对其内涵有二种不同的解读。一是从全球视角探讨全球史，以区别于从国别或专业领域等角度切入的研究；二是聚焦研究者的全球化背景，他们来自不同地区，带着各自的学术传统、立场、观念和方法，共同塑造了全球史研究的面貌。这两种内涵的融合，让全球史和区域史、普遍性与特殊性、区域方法论与跨国方法论紧密缠绕在一起。当下研究趋势中，我们特别需要关注全球史和东亚历史研究的关联性。正如“京都学派”的权威学者宫岐市定所言，《亚洲史概说》（谢辰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年，第8页）里有这样一句话，“无论是在历史还是区域层面而言，世界历史上的亚洲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滨下武志的研究揭示西方在亚洲建立贸易时，常与合作亚洲内部的朝贡体系。杉原熏也强调亚洲内部的贸易和多地区经济交流，是促成世界资本主义扩张的关键部分。
历史地理概念的“东亚”与1920年代在日本诞生、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地缘政治学概念“东亚”，两者不容混淆。子安宣邦曾警告说（子安宣邦《东亚论—— 日本现代思想批判》，赵京华编/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93页）：“若要重新审视‘东亚’这个概念，必须梳理它与帝国日本的关系，看清其消亡的过程。否则这个概念若由帝国日本主导，可能重演亚洲大范围的幻想，或滋生帝国遗毒式的言论。”今日复杂的亚洲地缘政治状况，让这段话更显现实意义。历史学家堀敏一（堀敏一《隋唐帝国与东亚》，“前言”，韩昇、刘建英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主张，应将中国、朝鲜和日本合为东亚地区，看作一个具有内在结构的历史世界来研究。
中国学者的研究也让东亚海域史成功跻身世界史范畴，更凸显了全球史视野下中国史研究的重要性。以葛兆光主编、二十余学者参与的《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全三册，云南人民出版社，“理想国”丛书，2024年4月）为例，它提出的“从中国出发”理念，明确不是站在中国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的立场（下册，1511页）。这与斯文·贝克特、多米尼克·萨克森迈尔主编的《全球的全球史：世界各地的研究与实践》（《全球的全球史》上册，梁跃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第6页）的导言立场一致：全球史关注跨越边界的联系，主张空间转向，不把国家或区域视作社会发展的天然框架。它批判欧洲中心论，倾向关系史，认为世界不同地区发展相互影响，而非单向输出。
西方学界在研究东亚历史上的地缘政治和宗藩关系时，常淡化“主权归属”和民族主义叙事，避免敏感冲突议题，转而从文化史、跨国史的视角探讨东亚现代转型和秩序重建。无论如何，从东亚史到全球史，纯国别史视角已难自圆其说，单一的历史学或国际法理论也无法应对多元复杂的历史语境。特别是在东亚宗藩体系、近代殖民主义、战后国际法和族群原住民主体性这些层面，只固守某种立场或执着于某个理论体系，已无法解开历史遗留的困境。因此，需要避免预设结论、追求真理的穷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