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人民出版社旗下的“乐府文化”最近将《静生生物调查所二十二年：1928—1950》一书推向市场，让一段尘封的学术故事重见天日。这部作品出自植物学史专家胡宗刚之手，他紧密结合一手档案资料，清晰勾勒出静生生物调查所从1928年诞生至1950年结束的22年发展轨迹，并对庐山森林植物园、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四川乐山木材试验馆等分支机构的起源与沿革做了详细介绍。
《静生生物调查所二十二年：1928—1950》。广东人民出版社 供图
1928年，秉志、胡先骕等中国早期生物学领域的先驱者在北平创立了静生生物调查所。但要追溯其历史，还得往1922年推。那年，这几位东南大学的教授将南京成贤街文德里南楼的两间屋子简单布置一下，挂起一块木牌，宣告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的成立。
美国第二次退还庚子赔款这一举动，促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基会）诞生。从1926年开始，中基会每年都会向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拨款，这笔资金对于中国现代生物学的发展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1927年，秉志、胡先骕等人联合向中基会干事长范源廉发出公开信，阐述了在北京建立生物调查所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可惜范源廉不久后因病逝世，他的个人威望与人格魅力使得中基会与尚志学会决定共同创办生物调查所，并以范源廉的字“静生”命名，以作纪念。范源廉的弟弟、著名实业家范旭东还捐出了兄长的故居作为研究所的办公地点。1928年10月1日，静生生物调查所正式成立。
接下来的十年，是静生生物调查所发展的鼎盛期。研究人员数量从最初的几个人猛增至53人；植物采集团深入云南的深山老林，他们采集到的新植物占据了当时云南省新发现植物数量的78%；植物学家秦仁昌在丽江构建了一个崭新的蕨类分类系统，这个成果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反响。
1941年，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军查封了静生生物调查所，其内部的大量图书和标本都被日军占有。1945年，日军投降后，植物学家夏纬琨负责接收静生生物调查所。但他看到的景象是“院庭荒凉，杂草横生……破坏之惨，同来接收人员莫不叹惜”。清点过程中发现的跳蚤蚊虫照片、没有窗户的双重门房间等细节，揭示了静生生物调查所在此期间曾被日军用于生物武器研究的令人心寒的事实。1950年，静生生物调查所最终并入中国科学院。
